當前位置： 當前位置：首頁 > 百科 > 張興龍：洞見四萬年 古老遺址何以詮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正文

招果洞遺址發掘現場。龍洞老遺歷史邏輯瞿宏倫 攝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詮釋招果洞遺址考古領隊張興龍在介紹發掘現場的人類文化堆積。瞿宏倫 攝
（神秘的命運地球uux.cn報道）據中國新聞社（作者：楊茜 袁超）：從古人類的演化過程和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一種文明比另一種文明高明、共同一種文化凌駕于另一種文化、張興址何一個族群凌駕于另一個族群之上的龍洞老遺歷史邏輯觀點，是見萬十分荒謬的。
貴州省貴安新區的年古招果洞遺址，是詮釋2020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從約4.5萬年前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人類在這里一眼覽盡數萬年的命運古人類足跡。
招果洞遺址創下了若干“考古之最”：此處發現的一萬多年前的磨制石器，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該遺址發現的51處用火遺跡，是貴陽烏當（外圍女上門）找外圍服務vx《1662-044-1662》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中國目前發現的用火遺存最為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之一；該遺址發現的一萬多年前的墓葬和隨葬品，是中國南方最早的墓葬遺存和隨葬行為之一。
通過招果洞遺址的發掘研究，怎樣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貴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招果洞遺址考古領隊張興龍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解答有關問題。
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招果洞的獨特研究價值是什么？
張興龍：招果洞遺址地層和時代的信息含量，在中國甚至東亞都是罕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連續性。貴州是喀斯特地貌的主要分布區，大量石灰巖洞穴為史前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棲身之所。招果洞遺址的文化堆積有8米深，劃分為25個文化層，文化層所含沉積物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
第二個特征是該遺址豐富的遺存。目前已出土的306件磨制骨器和角器，是近年來中國發現的遺存極為豐富、罕見的古人類活動信息庫。洞內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可追溯至距今1.2萬年至1.7萬年前。
招果洞內留下的信息為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數量巨大、工藝精美的磨制骨角器揭示了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技術革新，延續四萬年之久的小石片工具傳統為東亞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技術多樣性增加了新證據。
從招果洞遺址出土遺物的研究中得到關于磨制骨器的起源線索，從側面說明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活動的復雜化，這有助于研究現代人類的起源以及他們的遷徙活動。
中新社記者：在大江平原地區，進入新石器時代后陶器數量逐漸增加，為什么招果洞相對比較少？
張興龍：新石器時代以后，出現了與人類密切相關且現在還在使用的陶器。歐洲新石器時代的早期陶器，以單色陶器為主，陶壁多呈紅色。中期，多彩紋樣的陶器發達，色彩以紅白黑為主。晚期，彩紋陶器逐漸消失，出現結繩紋樣的陶器。
招果洞出土的最早的陶片約為距今9000年，其早期陶器陶片較厚、火候不高、素面，數量不多，隨著時間推移，遺址內的陶器數量并未特別明顯增多，極有可能是因為招果洞古人類以狩獵采集為主，對陶器的需求不明顯。陶器主要盛放細碎的食材或農作物種子。
陶器的發達與否并不能衡量文明是否先進，更不能衡量一個族群的生活質量的高低，或者是繁衍進化的快慢，它們都不具備直接的關聯性。
中新社記者：招果洞的考古研究怎樣揭示當時的人類應對氣候變化？
張興龍：招果洞依山傍水，地貌環境十分優越，洞穴前的河流和周邊的山林還提供了水和食物資源。
在招果洞遺址第二期發現的多層石鋪活動面，由尺寸較為均勻的石灰巖角礫鋪成，類似今天家里鋪的地板磚，活動面表面散布有動物骨骼、石制品和骨角器等遺物。鋪設后再進行墊土，墊土提高了滲水性、干燥性、保溫性。可見當時的人類已經知道改善生存環境，以使生活更舒適。
招果洞豐富的動植物遺跡和遺物非常適合多學科合作研究。這些土層不僅反映了氣候的變化，還可揭示出人們當時如何應對這種變化。
火的存在不僅滿足于古人類遠離黑暗和驅逐狼蟲的需求，他們還會在寒冷的夜晚，利用炭火營造舒適的生活，追求一個溫暖的“家”。
洞穴中一期中段的土層，對應了一次極端的氣候事件，稱為末次冰盛期，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冷的時期之一。當時，冰川擴張，海平面很低，白令海峽上形成了冰橋，生活在東北亞的黃種人就此通過，并到達美洲，成為真正最早發現“新大陸”的人。
中新社記者：如何通過招果洞遺址的挖掘研究詮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邏輯？
張興龍：招果洞兩座墓葬古人類遺骸的DNA已經提取出來，正在和惠水清水苑大洞、廣西隆林等周邊同時期古人類進行比較，將有望進一步厘清更新石器晚期中國西南地區狩獵采集人群的遺傳譜系。學術界普遍認為人類有一條演化遷徙線路叫南線線路，距今4萬年左右由南向北進行傳播。若有南線線路那就必經廣西、貴州、云南等，所以厘清這一地區人類的遺傳譜系十分重要。
從古人類研究的角度來看，也有歷史邏輯在里面，中華版圖的農業南北二元結構：旱作農業和稻作農業，這種結構為中華文明演進提供了重要的環境基礎，使得中華民族在遷徙中文明的發展基因未曾被打斷。
古人類族群是狩獵采集食物，流動性非常大。這就像非洲草原上的動物，食肉動物都跟著食草動物遷徙。人類早期的流動性也帶來不同基因的交流。歐洲的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亞的丹尼索瓦人，目前已發現和智人有過基因交流。從生物基因學角度看，智人攜帶了少量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舊石器時代的考古是探尋人類起源、遷徙、技術革新的過程，是人類如何演化的過程。同時，我認為這一過程也揭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歷史邏輯。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放入歷史的長河，就是將現在不同膚色、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人類回溯至并不久遠的古人類時期。所有外形的差異都是晚期為適應不同地理環境、不同氣候條件而產生;這些體質差異對古人類研究的生物學上來說顯得非常微小。現在，人類共同的祖先在生理上、體質上和現代人已經非常接近，對于舒適性的追求、幸福的理解，人類不同族群的相似性仍然遠大于差異性。
放眼世界，從古人類的演化過程和人類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一種文明比另一種文明高明、一種文化凌駕于另一種文化、一個族群凌駕于另一個族群之上的觀點，是十分荒謬的。
受訪者簡介：
張興龍，39歲，山東臨沂人，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專于舊石器考古研究。就讀于四川大學考古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自2006年開始在貴州從事考古調查、發掘工作。